【编者按】1月17日，南方都市报人物版推出两个整版专题报道“交通大学西迁往事：向西而歌 一路芳华”，并同时通过该报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现将内容转载如下：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2016年，西迁老同志走在校园梧桐路（王晓凯 摄）

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15位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伊始，习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再次提起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被总书记点赞的西迁老教授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源起：一通改变众人命运的电话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他被告知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当时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了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考量下做出的决定。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1955年5月，彭康校长率领大家踏勘大学新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有眷恋繁华市区的风气，“所谓‘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反响热烈。

之后，时任教务长的陈大燮第一个在校刊发表文章，表达教师们的态度：“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来？”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热情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愉快地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一样。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84岁的退休教授胡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的学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回想起当年的情境，她依然心潮澎湃，“就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为了表达对学校西迁的信心和热情，1956年3月，电制53班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祝贺学校西迁。据交大校刊记载，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个班级在“西安”胜利会师，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

机制56班、电制54班等学生还纷纷给校长彭康写信，表示坚决服从迁校决定，保证全班百分之百愉快地迁往西安。

迁徙：“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在交通大学122年的建校史中，1956年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数千师生、员工挥别江南，自沪抵达古城西安，大规模的西迁由此展开。

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交通大学全校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

继先遣部队之后，1956年8月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当时，乘车的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

当年西迁专列的乘车证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饱满，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充满阳光。”

时任学生会主席的郑善维至今还记得，同学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名叫《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大家都向往着到西安去，期盼早日抵达目的地，早日学成本领报效国家。”

当时，上海到西安的火车路程全长1509公里，历时约40个小时。“尽管都是硬座，但因为我们年轻，也许还因为我们奔赴西北的激动心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多少睡意。”郑善维回忆，在西去的列车上，他常常感慨于祖国的辽阔，“当时我们的心愿就是：今天一定努力学习，明天一定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当年，17位交通大学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到交通大学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拓荒者。为了积极响应迁校，身无牵挂地奔赴大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或上交上海原有住房。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决然，安顿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行队伍中。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自己位于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吃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陈学俊院士曾这样解释。

来到西安后，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去年7月，仍在上班的98岁高龄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走的最后一位。

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只有16岁，年龄最大的沈云扉校医已66岁高龄。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医师不仅自己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驻沪办事处。

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引发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并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顺利展开。

1957年6月，沈云扉在校刊头版发表《忆江南》辞章六阙，抒发西迁后的感受，随即被《西安日报》转载。其诗句为：“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外，动力系的全部和机电各系大部陆续迁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至此，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艰辛：麦田起校舍，夜晚听狼叫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子歪七竖八地竖在马路中心。

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的南侧，1955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丘荒坟点缀其间，乌鸦成群。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1959年交通大学校景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溅衣。“学校还在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环境，仍记忆犹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周围是荒郊，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去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处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蹬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后，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说，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了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膏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1959年，同学们在图书馆阅览室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集体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都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时任副校长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而校长彭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被视为奇迹。

传承：知识分子要有爱国情怀

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

据统计，迁校62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毕业生25万余人，其中40%以上在西部工作，成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培养出的33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西安交大入选全国36所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同时，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8个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2017年11月30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潘季、胡奈赛、朱继洲等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西安交大将继承和发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继续扎根西部，为西部大开发输出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的决心。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写信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知识分子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奋斗。”西安交大原党委书记潘季是15个写信的老教授之一，当年西迁时是电机系教师。他说：“当年西迁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不觉得苦，都积极投身到学校建设和发展上，作为知识分子就是要有这样的爱国情怀，将国家命运与自身相联系，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交大是为救国而建立，西安交大是为爱国而西迁，听党指挥跟党走，这就是交大人的爱国情怀。爱国奉献一直是交大的优良传统，当年的爱国情怀体现在救国，现今的爱国情怀就是要强国。”

参与写信的胡奈赛教授，虽然1994年就已退休，现在仍每天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师辈们办学就是为了救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人，办学是为了建国。现在的学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国。”胡奈赛说，“不管是救国、建国，还是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

参与写信的朱继洲教授曾多次被年轻人追问：你们西迁过来的那代人牺牲了那么多的幸福，后悔吗？“我的回答是，无怨无悔！因为虽然牺牲了许多物质方面的幸福生活，但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在这片黄土地上建成了一所这么好的大学，我们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用无私奉献换来了辉煌的成绩，内心是欣慰的。”

“当年我要离开上海，去西北高原安家落户，已届花甲之年的母亲默默无语地为我准备行装。她深深懂得，我们之所以能上大学，完全是靠国家的助学金，是国家的培养。现在毕业了，就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为国家效劳。”朱继洲说：“我们从苦难中走来，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这是责任，也是使命。”

 转自：西安交通的大学新闻网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