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同志，因病于2022年3月19日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今天，“统战新语”刊发何鲁丽同志2017年撰写的文章，以此缅怀她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以身报国信念和参政兴国情怀。

我出生于1934年，今年83岁了。用时髦的话说，也是一名“80后”。回首这八十多年光阴，我当过医生、政府公务员、民革领导、国家领导人，见证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革，人生的经历让我感触颇多。作为一名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我深刻感到是共产党和人民培养教育了我，是多党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锻炼成就了我。

深受父亲家国情怀影响

我的父亲何思源早年曾赴美国、德国、法国留学。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集会游行，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参加“五四”运动对父亲一生影响至深，几十年后，我与父亲路过赵家楼旧址，父亲还为我指点历史遗迹，我们父女俩的心情都很激动。

1919年至1926年，父亲留学欧、美，攻读哲学和经济，不但著成《国际经济政策》一书，还遇到了我的法国籍母亲——宜文妮·詹姆斯，中文名何宜文。

父母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也就是这一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的父亲，由于戴季陶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着北伐军进军山东，随即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日军长驱南下，兵临黄河而欲取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发一枪放弃济南，退到泰安，随后又逃到鲁西南。在这个紧要关头，学者出身、身为文官的父亲临危受命，毅然出任鲁北行署主任，组织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在鲁北平原上打起了游击战，成了日本人在山东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12月，我7岁。日本宪兵队得知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匿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便将我们逮捕押解至山东，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人质事件。我们害怕极了，母亲安慰说不要怕，父亲一定会救我们的。后来得知，日军以杀死我们胁迫父亲，同时以高官厚禄利诱，妄图使父亲投降。我父亲大义凛然，一边通电国际社会，严厉谴责日本滥捕无辜，同时又出人意料地进行反人质斗争。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迫把我们送回天津。

1944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又调任北平市市长。任内，由于同情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不满于蒋政权的日益腐败，于1948年6月被免去市长职务。被免职后，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其他任命。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父亲没有去台湾，而是积极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被华北七省市议会推举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此，蒋介石下令军统局对父亲实施暗杀计划，我们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47年，何鲁丽（左一）与家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时北平市政府住宅）合影

1949年1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在我家放置的炸弹爆炸了两颗，夺去了我妹妹鲁美的生命，全家一死五伤。14岁的我头部也受了伤，那幕惨剧使我永生难忘。但国民党的炸弹没有吓倒父亲。第二天，他不顾伤痛和失去幼女的悲哀，按照规定时间，率和谈代表团出城同解放军代表洽谈，不负北平人民的重托。从此，他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先后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自1954年起，他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父亲先后出版著作和译著几十部，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被人们誉为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除了在抗战时期离开过父亲5年时间外，我基本上都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对我们教育十分严格，从小教我们学习英文、法文，让我坚持读书，寒假也要去上外语学校，虽然当时觉得不近人情，却让我养成了爱读书、好学习的受益一生的习惯。父亲教育我们要真诚待人，豁达乐观，他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尊敬父亲，爱父亲，深受父亲一介书生却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影响。幼年的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国难当头的苦闷愤慨和抵御外侮的艰苦卓绝，明白了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注定要失去人心、被历史淘汰，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的从政经历和政治操守，我也深受父辈和这段经历影响，那就是：以身报国，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在角色变换中不断进步

我出生在济南，初中二年级时随父亲移居北平，先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北京大学医预科、北京医学院学习。1957年，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进入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后又到北京第二医院参与创办小儿科。长期的临床实践，加上不断钻研，我在小儿内分泌、小儿成长障碍等方面逐渐取得了一些成就。当了27年儿科医生的我，对“医者仁心”有了更深的感悟。每当看到病床上一个个小生命经过我们的救治转危为安时，心里总是充满了幸福感。

1984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改选，提出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领导班子要配备党外人士和女性知识分子。就这样，49岁的我脱下了白大褂，走上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这个陌生而全新的岗位。记得刚上任，我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最初批示文件，我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右下角。但是，我知道这个新的岗位的意义，只能干好，不能干糟。我要对党和人民交予的新使命高度负责，凭着多年从医练就的严谨、务实，还有来自百姓、为了百姓的朴实情愫，我很快就进入了副区长的角色。在分管的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等各部门的工作中，我都兢兢业业。我注重抓了与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例如，根据当时大量知青返城的情况，办起了北京市第一所新婚学校、第一所孕妇学校，整修了区内一大批公共厕所。

1988年，在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差额选举中，我当选为北京市政府副市长。42年前，我的父亲何思源曾出任北平市长。有人说这是“历史巧合”，但我当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选人用人政策不断与时俱进，愈加重视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知识分子，这也是组织和人民对我此前从政表现的信任和认可。1993年，在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再次当选副市长。在我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期间，北京市连续3年荣获“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称号，我也两次被评为“十佳卫生城市市长”。在政府任职期间，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的智慧，给我启发，使我受益；他们的工作精神和积极性、创造性，督促、推动我不断进步。

1986年4月，我加入民革，开始了与民革、与多党合作事业的正式结缘。其实，说起民革和民主党派，我并不陌生，还带着天然的亲切感。父亲是原国民党人士，后加入民革，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我在政府工作中也与民主党派成员多有接触。随着兼任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对民革工作和政党制度的认识理解也不断加深。1988年底，在民革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95年3月，何鲁丽（前排左二）到北京市宣武区牛街向穆斯林群众祝贺开斋节

2000年12月31日23时59分，何鲁丽（左二）为诞生于新世纪到来之时的北京市第一对双胞胎接生

在角色变换中，我也不断地学习成长。1996年11月11日，在民革八届五中全会上，我被选举为民革中央主席。肩负着民革全党同志的重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向全党提出了“把一个什么样的民革带入21世纪”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问题，它确实切中了关键和要害。它的含义就是，民革作为参政党，首先必须政治上坚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备，组织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如此才能谈得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西柏坡重温“五一口号”

民革是1948年元旦在香港宣布成立的。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革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98年9月，在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五十周年之际，我和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齐聚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当年的重要历史。1948年，西柏坡这个太行山麓的小山村，作为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祖国的心脏。5月，中共中央在此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仍能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民革，是一个重传统、讲传承的参政党，这一点我体会尤深。初到民革中央工作时，我是最年轻的副主席，朱学范、屈武、彭清源、贾亦斌等民革老前辈、老领导通过言传身教，给予了我大力帮助和无私关怀。他们的高风亮节、政治坚定、民革感情、工作热情，让我十分受益，都值得我深入学习，认真实践。

1999年12月，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了《报国尽此心——民革领导人传》一书。该书收录了29位民革前辈的传记，令我深为民革前辈们的追求、奋斗和奉献精神所感动。首发式上，我以《报国尽此心 传统永相传》为题，把民革前辈的光荣传统总结为五个方面，即：接受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传统，爱国的传统，无私奉献的传统，努力学习、自我教育的传统，团结的传统。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曾说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点上，民革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经过多大风、多大浪，民革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一直坚定地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担任民革中央主席期间，每逢参加高层协商、党外人士座谈会等，我在发言中都会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始终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是空话套话，这是民革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政治基础，是民革的历史选择和光荣传统，是民革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交代，是民革立党之本。因此，搞好政治交接，核心就是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动摇。

我曾主持了三次民革的换届工作，愈加感到，换届不是简单的新老交替，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搞好政治交接，使民革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把老一辈领导同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传统、信心和决心传承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更好的坚持和完善。

当年，我的父亲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他一直渴盼着两岸和平发展，祖国早日统一。民革作为参政党，一直以来都把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自身的重点工作。民革中央在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以“第 0232号提案”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是中国首次以法律形式采取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举措。我当时特别激动，不仅是因为我见证了这一过程，更是因为民革等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动，大家共同催生了这部“反独促统”的法律。

2006年3月16日，何鲁丽获得法国国家荣誉勋位军官勋章

多年来，无论身在哪个岗位，我都牢记自己来自人民，服务人民，要深入实际，听真话，讲真话，献真招。凡是开展调研、执法检查时，每到一地，我们都不满足于会议上听听汇报，见见地方领导，而是务必深入基层，到车间、里弄、村民小组和农户家中，与居民、工人、农民聊聊家常，在一问一答之中，眼看耳听之际，真实情况和第一手的资料就都得到了。

2001年11月，何鲁丽（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博士

作为女性，我一直特别关注有关妇女的问题，由于我的工作经历，我也对教育、卫生、大病致贫的救助、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给予关注。工作期间，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比如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健教授给我写了一封求救的信，是请求帮助一个11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家境贫寒、无钱治病的女孩。我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把信转给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建议他们请卫生系统、民政、红十字会或慈善机构从社会援助的几个方面一起解决，此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湖南省红十字会还牵头建立了贫困儿童大病救助基金。像这样的情况，社会上还有很多，一个个案的解决，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考虑如何从机制层面加以推动解决，比如一方面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一方面成立儿童医疗互助基金，从更广的角度调查研究，以建立和健全能覆盖全国的社会救助网络。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联合国系统及非政府组织代表15000多人齐聚北京出席会议。我作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及组委会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会议。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是世界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维护社会公正、推进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世界各国女性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妇女事业的成就。

中国政党制度有独特的优越性

201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1997年，中央成立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代表团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包括八个民主党派的代表。我作为代表团成员，有幸参加和见证了这一民族盛事。

1997年7月1日零时，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亢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双眼溢满泪水，心情万分激动。那天下着雨，有人说，大雨是冲刷百年的屈辱，但我更觉得这场雨是浇灌香港这片土地，让她更繁荣更幸福更好发展。

受北京文物专家之托，在交接仪式之前，我还冒着瓢泼大雨，跑到维多利亚湾，装了一盒土，带回北京。后来，这些土被倒入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的五色土中。五色土，寓含了全中国的疆土，要有香港回归后的土。这也给我留下了一段既忙碌又甜蜜的回忆。

1999年，我再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澳门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参加这两次重大仪式，让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视，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重视，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除了在人大、政协、民革担任职务外，我还在全国妇联、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和组织兼任职务。比如，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简称“和裁会”）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和平组织。这样的民间交流，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利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展示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在西方社会，一些政界人士及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并不是特别了解，甚至存在很大误解。我在会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时，身体力行地向他们介绍和展示中国政党制度。让他们了解，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是执政党的诤友，参政党与执政党是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击、互相倾轧、争论不休的弊端，能够保证集中领导和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他们了解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而会发现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正在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提供有益借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民革工作的这些年，对我是一个不断学习锻炼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虽然我已经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但我一直关注着民革、关注着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